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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专栏】重温党史明初心第六十五期
发布时间:2021-05-11   访问次数:10


夺取全国胜利

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图谋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他们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看到,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美国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加入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不同意这样做。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 张,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关于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企望美国能提供更多的援助。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条件美国增加援助和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并条件美国派一高级军官来华,“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加入指挥作战”。杜鲁门复函婉拒后,11月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又赴美乞援,也处处碰壁。12月中旬,蒋介石不得不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这时,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为了抢先打起“和谈”的旗帜并逼蒋下台,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条件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在白崇禧的授意和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今、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都先后致电蒋介石,条件改弦更张,与中共“恢复和谈”,并直接条件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这样,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元旦发表条件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的公意是从”。但同时,他又建议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建议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10g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少数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模糊和动摇,他强调说:“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条件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进行有力的教育和解释工作,继续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决议条件全党继续提高警惕,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指出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建议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加入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声明,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钓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声明的坚决支持。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并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蒋介石虚伪的求和声明的有力揭露。与此同 俞奚时,国民党政府于1月8日条件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

的请求,也先后遭到四国政府的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 1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即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又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他电邀李济深、章伯钓、张东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2月上旬和中旬,他还邀请南京、上海的社会名流组成“人民和平代表团”两次访问北平,以推动和平谈判。

但是,李宗仁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国民党方面的一种“和平”假相。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下台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作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终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州、广州和重庆的缓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他将国民党中常会移到广州,计划争取三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下台后,在浙江奉化溪口建立七座电台,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操纵党政军大权。就李宗仁本人而言,他虽然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其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

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北平、天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长江以南和西南各省依然完整,如能拉拢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进行“民主改革”,重振士气,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住江南及其他某些地区。李宗仁还认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因而他请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或至少5亿美元的贷款,以便帮助制止通货膨胀。他并且条件美、英、法三国政府发表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声明,以加强他在谈判中的地位。李宗仁政府所制定的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所提八条条件,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②总之是守江谋和,划江而治。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饬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仍然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摆脱和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来,以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为此,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同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蓝、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的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淡判。双方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商谈,主要就战犯问题和解放军渡江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坚持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表示可照顾到国民党各方的情况,作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地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建议的意见之后,建议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宣布4月20日为最终签字日期。

南京政府代表团一致认为,这个和平协定可以接受,便于4月16日派黄绍兹将协定草案带回南京。李宗仁向蒋介石请示。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商讨。到4月20日,南京政府最终决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渡江战役,胜利强渡长江,开始解放江南和向陕、甘、青、宁、新广大地区的进军。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前进的计划终于破产。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人员,在中共的真诚挽留下,都没有南返,随后加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于国民党中央社制造“张治中在北平被扣”的谣言,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以坦诚的态度表示:“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他劝告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能“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不要再“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

渡江战役

早在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就已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长江以北的残余军队撤至长江以南。接着在“和谈”的掩护下,又加紧部署长江防线。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约45万人,在江西湖口至上海的地段上布防;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部约25万人,在湖口至宜昌的地段上布防。另以海军舰艇120条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他们幻想依凭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暖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一部12万人组成先灌兵团,在平津战役结束后迅速南下,加入渡江作战。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极为关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下旬,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由粟裕、谭震林、刘伯承分别指挥的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的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另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归西集团指挥,在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指出,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可以按照《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的大意,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和平协定。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4月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间和贵池、湖口间渡江。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有进无退的战斗作风,不顾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当渡江作战即将发起时,4月20日9时左右,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由东向西,闯进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解放军警告,强行溯江上驶,双方发生激烈炮战,该舰被击伤后,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4月20日13时,停泊南京的英舰“伴侣”号下驶接应“紫石英”号,被击伤后仓皇向东逃窜。4月21日上午,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率旗舰“伦敦”号和快速舰“黑天鹅”号溯江西上,被解放军炮火击伤后东逃。三次炮战能伤英军111人,包括舰长、副舰长4人(一毙三伤)。长江炮战事件,震惊世界。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后任工党政府首相的麦克米伦在议会辩论此事时,不得不哀叹英国政府的“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主张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条件英方道歉和赔偿损失,并条件英、美、法等各国的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声明中也宣布,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当职业的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同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各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民党政府在其江防被全线突破后,于4月22日下午仓皇部署总退却,并企图在浙赣路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仓皇迁移广州,“代总统”李宗仁逃往桂林。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4月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的任务胜利完成。

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中、东两突击集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东西对进,迅速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五个军,于5月3日解放杭州,进逼上海。西突击集团分路向浙赣路齐头并进,到5月7日,先后占领浙赣路上的上饶、横峰、贵溪,解放金华、衢县等城市,先期截断浙赣路。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湖北孝感、黄破,通近武汉,上述追击作战的胜利,穷碎了国民党军队在浙赣路组织顽抗的企图,切断了汤恩伯与白崇格两集团的联系,假出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汤恩伯集团一部在郎(溪)广(德)地区被歼后,主力约20万人退守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在蒋介石直接部署下,企图凭借圈集的大量作战物资和4000多处钢筋水泥工事坚守,并阴谋挑动英、美进行武装干涉。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中央军委条件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既要彻底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上海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市政设施、工厂、学校,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为避免战火波及主要市区,攻击部队采取钳形攻势,分别自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逼敌退出主要市区,缩集于苏州河北,然后加以聚歼。第二野战军主力则在浙赣路上金华至东乡段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挑衅。

5月23日夜,解放军发起对上海的总攻,以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国民党军队。到5月27日,除汤恩伯率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余人全部投降或被歼灭,上海宣告解放。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粟裕任军管会副主任。在进占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在第三野战军围歼汤恩伯集团期间,武汉地区的白崇禧拒绝中共建议的忠告,不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南地区的问题,并准备南撤湘、赣、粤、桂地区,继续抵抗。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地段横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率部2万余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第二野战军一部于5月17日解放九江,22日解放南昌。第三野战军一部于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与进行渡江战役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第四野战军部在4月下句至5月上句,先后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残余据点,使华北地区除缓远西部外全部获得解放。5月20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和陕西中部部分县城,为随后向甘、青宁、新进军创造了条件。

城市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加强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利。为了维持其危在旦夕的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加强了法西斯专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条件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要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上海局、华南分局、华北局城工部按照中央的指示,作出相应的部署。条件各城市的党组织和外围秘密组织,要十分注意策略的运用,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以护厂、护校、调查研究、送情报、策反敌人等工作,进行策应和配合,迎接人民解放军。

针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各城市的党组织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将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疏散到农村。这一时期,仅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桂林、昆明、武汉等城市就疏散了1.5万名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往解放区和农村游击根据地,不但有效地保存了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也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进一步整顿和巩固各级组织,严密组织纪律,加强思想教育,并建立秘密外围组织,扩大工作据点,发展进步力量,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积蓄了革命力量。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统治区内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方针,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准备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加以彻底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针对这一情况,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和护厂护校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展反对国民党搬迁和破坏的斗争,有效地保护了人民财产。

为了配合解放车解放和接管城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还开展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和调在研究工作,如华东局组织上海的基层党组织调查各重要军政机构、重要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周踢驻军的人员,装备等情况,汇编成册,并将获取的国民竟军队上海功以的军事布防图,提供给解放军。华中工委所属地方党组织搜集汇编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资料,送给解放军,在敌人布防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天津地下党组织曾先后两次获取敌人的城防图,交给攻城解放军,北平地下党组织将敌人军事据点的分布图送给解放军。这些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会同人民解放军敌工部门,多渠道、多方面地开展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了大批国民党官兵起义。如蒋介石身边的南京警卫师师长率一部分官兵起义,南京大校机场联络电台和指挥塔等工作人员起义,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第三团起义,以及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分别率第二舰队一部分舰艇和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等。此外,各地党组织还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了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今,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举行起义。据统计,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共有126万国民党军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这既是形势发展和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也是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敌工人员策反工作的成果。

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地方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动员和组织群众,为人民解放军当向导,协助他们救护伤员、输送粮食、搜索残敌,维持社会秩序等。这些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完整地接管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

向全国进军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胜利发展的全国战局,决心加速战争进程,争取于1949年内基本解放全国大陆地区。5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决定: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遗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争取年内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川、黔、康三省(后又加上云南共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福建及浙南、浙东进军,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向赣南及湘、粤、桂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尔后第四兵团进军云南。中央军委又依据中南、西南地区的敌情和地形,指示第四、第二野战军均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方针,以有力兵团从一翼或两翼直插敌之战略纵深,乃至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的国境线上,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往回打,避免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往国外,遗留后患。

坚持在南方各省的人民游击武装,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1月,已发展到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苏、皖、浙、闽、赣、湘、粤、桂、黔、滇等省的200多个县。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除琼崖纵队早已建立外,这些游击武装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带有某种正规兵团性质的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后改为滇桂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以及后来正式组建的粤桂边纵队、粤桂湘边纵队、粤中纵队、浙东纵队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这些游击武装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时,成为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的重要力量。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5月,第三野战军一部在浙东和浙南游击队策应下,继续分路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到7月上旬,解放除舟山群岛外的浙江全省。其另一部经过短期休整后在闽浙赣边纵队策应下,于7月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8月17日解放福州,并积极准备向闽南挺进。

7月,第一野战军在得到华北军区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约20万人的加强后,开始解放西北各省的作战。7月14日至16日,首先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并于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歼马步芳、马鸿速集团。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率一个军起义。解放军进军西北的节节胜利,使孤悬西北边随的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开始动摇。同时,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革命政府和民族军也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为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开展了对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的团结争取工作。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获得解放。前已接受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也于9月19日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7月,第四野战军和暂归四野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华南各游击纵队配合下,发起解放中南各省、消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7月初至8月上旬,进行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解放了鄂西、湘北及赣西北地区,迫使白崇禧部迅速南撤。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第四野战军转入短期休整,准备向湘南、两广进军。

9月,第二野战军经武汉、常德向鄂西、湘西集结,准备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进军川、黔,会同进到陕南的第十八兵团解放西南和歼灭胡宗南集团。

在此期间,已宣布“引退”的蒋介石,与“代总统”李宗仁之间的权力斗争一直在继续。李宗仁由桂林到广州后,曾与白崇禧、何应钦(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计议,拟将剩余的约100余万国民党军队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到粤、桂和西南地区,准备同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李宗仁条件蒋介石停止幕后操纵,给他以指挥调度的全权。但是蒋介石不但不愿停止幕后操纵,反而迅速从幕后走到台前。7月,蒋介石从台北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他为主席、以李宗仁为副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通过方为有效。这就实际上取消了李宗仁的所有权力。李宗仁和桂系集团对此虽极为愤袖,但也无可奈何。此后不久,李宗仁以赴美就医的名义,寓居美国、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和总裁的身份主军、主政,盘露台湾,并企图控制两广和西南地区,继续挣扎。

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填、黔、川、賺、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按预定战略部署,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到1950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励精图治、节俭朴素、敬忠如始。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后,又向其他解放区大举进犯,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当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上远远超过共产党军队,有空军、海军以及大量的重武器和特种兵,而共产党没有海空军,重武器也不多,因而蒋介石认为可以速战速决结束战争,声称只要3个月到6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战争实际结果,到1947年初,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就遭受失败,不得不转入所谓重点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仅一年,人民解放军就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到1948年6月底,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战争开始时的1:3.37变为1:1.3,并且经过新式整风运动士气高涨;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能力,随后发动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一点——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败。1946年7月20日,即全面内战刚刚爆发之际,毛泽东就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斯特朗问毛泽东:“共产党能支持多久?”毛泽东回答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建议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对战争的胜负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还是民心的向背。在1946年至1949年的全面内战中,国民党之所以彻底失败,就在于蒋介石集团一步步地失掉民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长期遭受战争灾难的全国人民十分渴望和平,但蒋介石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决意内战。日本刚刚宣布投降,他就条件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而命令国民党军队从人民军队手中“收复失地”,局部内战实际已经爆发。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争取时间将他的军队从西南后方运送到内战前线,曾装模作样地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迫于内外压力也曾召开了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人士加入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这一切都是他准备内战的烟幕,抗战胜利不到一年便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国内引向战争还是和平,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首先在全国人民面前输掉了道义。

 蒋介石不但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而且顽固地拒绝给人民群众基本的民主权利。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建议“以期迅速结束训政,开始宪政”“邀集各党派人士暨社会贤达加入政府”,即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蒋介石根本无意实行,迷信战争能解决问题。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蒋介石被其“胜利”冲昏头脑,悍然决定召开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所谓“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的召开,等于是蒋介石彻底堵死了由各党各派与其共建联合政府之路,不但为中国共产党所坚决反对,也遭到了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的拒绝,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地位。

 战争是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大量的美援,但这些援助无法支撑他如此大规模的内战。为了获得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搜刮,使人民群众负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其必然站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广大农村,不要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孙中山先生建议的“耕者有其田”,就连减租减息都做不到,农民日益贫困。为解决战争所需兵源国民党不得不采用“拉壮丁”的办法,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在城市,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内战政策与独裁专制统治,引起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为了应对长期战争所需的巨额经费开支,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进行所谓的币制改革,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民众可谓苦不堪言。

反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迅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在于顺应了民心。抗战胜利之时,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全党上下无不为毛泽东此行的安全担忧,但这一行动极大地向全国各阶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内和平的诚意。在重庆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让步,包括如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愿意将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等。这无疑获得了全国各阶层的理解与同情。

 在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战争不可避免,但此时中共中央明确将战争定性为自卫战争。直到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才第一次明确建议“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虽然蒋介石以全面内战回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明确建议“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国民党“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上下清正廉洁,团结一心,而且想方设法为群众谋利益。特别是确定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让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使广大农民意识到自己翻身做了主人,要保护土地改革的成果,就必须积极参军参战,这就把广大农民与解放战争密切地结合起来,为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深厚的人力物力资源。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稳定了广大民族资产阶级。总之,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充分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真理


网页发布时间: 2021-05-11